您的位置首页 > 理论武装
铭记历史 用“绥远方式 ”书写和平解放的华章
中共克旗委党校 赵展
理论武装  加入时间:2017/2/24 10:50:05     点击:1156

    内容提要:铭记历史,不忘当初“绥远方式 ”的奋斗历程,继续前进。“绥远方式”是我党在解放战争中采用的一种比“北平方式”更为宽让的方法,来争取绥远地区国民党在政治上站在人民方面,以后又对其进行改编的一种斗争方式。随后在中国共产党、傅作义和董其武将军以及绥远军民共同努力下,“绥远方式”得以顺利提出实施,取得了绥远的和平解放。本文从“绥远方式”产生的背景、提出与实施的过程,以及通过“绥远方式”运用取得了绥远和平解放累累硕果的具体阐述,有力的维护了民族团结,并加速了全国解放的进程,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绥远方式 提出 实施 和平解放
  
    习近平总书记的“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是在回顾党的奋斗历程基础上,科学的概括了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做出的伟大历史贡献,并从中得出深刻的历史结论。不忘当初“绥远方式 ”的奋斗历程,继续前进。“绥远方式 ”是我党在解放战争中,为迅速解决国民党军队而创造的著名三大方式之一,是用一种比“北平方式”更为宽让的方法,争取绥远地区国民党军队在政治上站在人民方面,以后又对其进行改编的一种斗争方式。有力的维护了民族团结,并加速了全国解放进程,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谱写了和平解放新的篇章。
    一、绥远方式产生的背景
    “绥远方式”是在解放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特别是在北平和平解放后的新形势下提出来的,国共两党政治军事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使绥远方式的提出成为可能。
    (一)平津战役的胜利为绥远方式的提出打下坚实基础
    1.认清形势。平津战役战役是解放战争时期三个具有决定意义的大战役中的最后一个战役,是人民解放军在华北地区东起唐山、西至张家口长达五百公里战线上对国民党军进行的一次大歼灭战。这次战役开始于 1948 年 12 月 5 日,这时是辽沈战役结束不久,淮海战役取得第一阶段胜利的时候,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东北野战军提前入关,同华北野战军联合作战,发起平津战役,歼灭傅作义集团于华北地区。 1947 年秋,傅作义就任华北“剿总”总司令,管辖华北五省(河北、山西、热河、察哈尔和绥远)两市(北平和天津)的军政。华北“剿总”在北平成立之后,开头一个比较大些的战役是一九四八年一月间在涞水附近进行的。在这个战役中,傅部“精锐”主力第三十五军的新编第三十二师首先遭受了歼灭性的打击,并损失了不少重炮和车辆。从一九四八年九月起,由于人民解放军相继在东北和南线发起规模巨大的辽沈战役和淮海战役,因而华北的国民党军在战略上很快地便形成了完全孤立的状态。他们控制的地区日益缩小,和南线的战略呼应更为困难。
    2.凯旋而归。蒋介石为挽回败局,利用华北傅作义集团固守原地,迟滞解放军南下,以利于江南重整军力,同时又想将该集团由海路运至江南,增援华东战场。解放军引傅作义西顾,东北野战军隐蔽疾进入关,将傅部全军分割包围在张家口、新保安、北平、天津、塘沽五个孤立点上。1948年12 月 24 日,解放了张家口,歼敌第十一兵团部和第一零五军 5.4 万余人。1949 年 1 月 10 日,中共中央为了控制出海口,切断和封闭国民党军的退路,人民解放军决定首先歼灭天津之敌,并向国民党军发出了和平解决的劝告。但是,天津守军拒绝接受和平改编。1949年1 月 14 日,人民解放军发起对天津的总攻,经过 29 小时的激战,全歼守军 13 万人,活捉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17日,塘沽守军五万余人乘船南逃,塘沽解放。 新保安、张家口、天津、塘沽解放后,人民解放军云集北平周围。为了使北平这座举世闻名的古都免遭破坏,平津前线司令部在围城后,向傅作义集团提出和平解放北平的通牒。1949年1 月 21 日,傅作义接受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双方代表在《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上签字。1 月 31 日,古都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3.夯实基础。三大战役结束后,整个东北完全解放。华北及长江中下游以北地区,除太原、大同、新乡、安阳、归绥等几个孤立据点外,全部解放。国民党统治即将土崩瓦解。 这时人民解放军无论从数量还是装备以及军队士气等方面来看都比国民党军队要占有很大的优势,军事上的优势体现在政治上就是有了更多的灵活性,可以掌握整个战局的发展趋向,这就为绥远方式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性。傅作义给部队讲话时说:“毛主席由于北平和平解放,决心特意成全绥远的干部,这是别人求之不的的。你们有此机会是无上的幸福,能参加人民解放事业,更是无上光荣。”为“绥远方式”的提出只有打好基础,才能大有作为。在实践上是只要把基础牢牢地掌握好,就能够取得好的成绩。平津战役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在我国解放战争史上的一项重要战略创造。它为绥远国民党的官兵指明了一条光明道路。为“绥远方式”的提出筑牢根基,起到了引领作用。
    (二)蒋介石与傅作义之间存在矛盾
    绥远,是旧省名,1914 年设置绥远特别区,1928 年改设省,辖现在的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包头两市、鄂尔多斯市、巴彦淖尔市和乌兰察布市等地。它东接原察哈尔省,西连宁夏,是华北和西北的联系枢纽。绥远是傅作义建功立业之地,更是他苦心经营十几年的后方基地。
    1.矛盾激化。傅作义自身的军阀性质以及对美蒋信念的动摇促使他考虑自己的前途。消灭异己,壮大嫡系,是蒋介石维持统治的惯技。蒋介石以傅部作战有功,为了挽回每况愈下的战局,支援其东北的作战,于一九四七年秋,即国民党第三军在清风店——石家庄战役被彻底歼灭之后,就撤消了孙连仲的保定绥署,成立了华北“剿匪”总司令部,任傅作义为总司令,指挥原保定、张垣两个绥靖公署所有的军队。对于蒋介石如此的器重,别人都纷纷打电报向傅作义祝贺,董其武不但没有拍发贺电,反而内心里替他焦虑不安。董其武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想,傅先生的部队官兵、行政干部人数不多,人才更少,维持察绥两省尚可,担当整个华北,则力所不及。而且傅部不是蒋的嫡系,蒋何厚爱于他?对蒋的嫡系部队、政府官员,傅岂能得心应手,随意驾驭?只不过因为蒋系部队节节败退,处处碰壁,东北岌岌可危,华北摇摇欲坠,蒋介石权衡再三,只好拖着傅先生到华北支撑危局。这种情形,傅先生未尝不了如指掌。” 其实傅作义对蒋的任命也是别有想法的。这说明他深知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是不会听从自己指挥,而自己的部队却会被身不由己地拴上蒋介石的战车;但更主要的是,这时傅作义已省悟到“绝不能做蒋介石的殉葬人。” 国民党军事上将骄兵惰,失城陷地;政治上贪官污吏,结党营私;经济上,民生凋敝,罗掘俱穷。傅作义目睹这些黑暗的现实,而又肩负着万钧重担,他不能不思考未来的路怎样走下来,傅作义和董其武的谈话。虽然董当时缺乏深刻的理解,但已感到傅内心里明显地产生着极其复杂的矛盾,正在发生着变化的。
    2.缺乏信任。蒋介石对傅作义也不信任。傅作义接任华北“剿总”的初期,除有指挥权外,对于原在华北的蒋介石嫡系部队的人事补充等皆不能过问,各部在报傅转蒋的同时,还须由当时的华北“剿总”副司令兼北平警备司令陈继承负责承转。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还特地秘密召集蒋系军长以上将领说:“军令听傅的,政治听陈(继承)老师的。” 傅作义不满陈的骄横跋扈,三次电蒋辞职,蒋介石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和寄希望于傅作义为他支撑华北残局,不得不撤掉陈继承,以平息傅作义的气愤。 傅作义和蒋介石在作战方针上也存在着矛盾。在辽沈战役之后,蒋介石他们意识到东北人民解放军必然要进关,下一次战局无疑将在华北展开。华北国民党军过去应付一个华北野战军已经感到非常艰巨吃力,如果再加上东北野战军,显然将更加无法应付。面临这种形势,蒋介石在处理华北国民党军今后的作战方针问题上和傅作义存在分歧。
    (三)蒋介石与董其武之间存在矛盾
    1.正义凛然。董其武是“绥远方式”能否实行的另一个关键人物。他当时任绥远省主席兼华北“剿总”归绥指挥所主任、绥远保安司令。在绥远部队各派系中,董其武是实力最强的一派,绥远部队大多数是由董的亲信或得力军官控制指挥的,其中人数较足,装备优良,较有战斗力的独立第七师是董军的一张王牌。因此在绥远各界人士中有较高的威信,有一定的号召力,绥远能否和平解放,除了傅作义之外,就要取决于董其武的态度了。董其武一九二四年加入国民军,历任排、连、营、团长,一九二八年加入天津警备司令傅作义部下,历任参谋、团长、旅长、师长、军长。他出身贫寒,不是富家子弟,更不是蒋介石的亲信。他具有爱国心和民族感,对蒋介石排除异己、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一直不满,对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极表关注。在解放战争的胜利形势下,他能从国家利益出发,小心谨慎的考虑绥远的前途问题。
    2.党派分歧。董其武也不是蒋介石的嫡系1943 年,董其武从重庆陆军大学将官班结业回到绥远时,傅作义问他学习有何心得有何收获,董其武说:“当然,战略战术等方面讲得不少,可是我得到的反面教育也不少。”傅作义问:“这是为什么?”董说:“我对所谓战时首都重庆的种种情况实在看不惯。前方炮火连天,浴血奋战,而在后方看到的是:头面人物花天酒地,骄奢淫逸。在政治上,党派分歧,门户林立,尔虞我诈,互相倾轧。这样的政府这样的将领能不能担负抗日救国的责任,我抱很大怀疑,甚至失望。”
    3.背离人心。1946 年秋,傅部进入张家口,这时傅作义和董其武有一次深入的谈话。傅作义问:“我们有多少好朋友,有学识、有地位、都向共产党那里跑,这是什么道理呢?”董说:“人家看见南京政府党派分歧,腐化无能。”傅又问:“有多少青年学生也向共产党那里跑,这是什么道理?”董答:“青年学生是要求进步的。” 这时的董其武,在国民党还处于“兴盛”时期,已看透了国民党的“腐化无能”。他的信念已经开始发生了动摇。董其武从营、团长至师、军长以及最后成为绥远军政最高统帅都是傅作义一手提拔的。他在傅作义手下供职多年,肝胆相照,对傅作义忠贞不二,言听计从,有深厚的感情。傅作义也视董为心腹,他们的关系甚密。所以对绥远问题董其武绝不会离开傅作义另搞一套,是会和傅采取一致行动,是会接受“绥远方式”的。
    二、绥远方式的提出与实施
    (一)绥远方式的提出
    1.正视问题。傅作义在绥远主军主政多年,与绥远军民甘苦与共,生死相扶,其情谊不是平常可以比拟的。在绥远,不仅有他指挥过的那么多部队,有他直接任命提拔的许多军政高级干部,以及他多年相处的人民群众,而且还有像董其武、孙兰峰那样与他情同手足的老部下、老战友。傅作义知道,对于如何解决绥远问题,董其武本人是没有问题的。他还清楚地记得,北平和平解放协议条款公布的第二天,董其武就急急忙忙从绥远飞来北平,直入中南海居仁堂见他的情景。董其武问他为什么“北平和平解放的条文”中,“没有提到绥远”。董其武是希望绥远问题也像北平一样和平解决的。傅作义当时告诉他,绥远问题要等他见了毛泽东主席以后再说。并说:“我们要跟上历史潮流,走人民的道路。”又叮嘱他:“你回去后,告诉咱们的干部,抗日战争,我把大家的家属送到兰州、宁夏可以,日本人到不了。可现在不行;别看现在解放区地方还小,很快全国就都将解放,除非你有钱把家属送到国外去,否则没有立足之地。”董其武当时就真诚地表示:“我跟您做事多年,一直对您言听计从,您怎样走,我就怎样走。只是,绥远情况复杂,不可拖延,应当尽早安排。”可见,只要他定下决心,董其武本人就不会有问题。至于如何解决,毛泽东主席也已有过明确指示。
    2.顺利提出。董其武到西柏坡见毛主席时,毛主席就已对他说过:“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绥远问题就好解决了”。可以先放一放嘛,等待他们的起义嘛!”后来不久的3月5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明确提出了用“绥远方式”和平解决绥远问题的方针。什么叫“绥远方式”?毛主席亲口对傅作义说,所谓“绥远方式”,就是不用军队作战的一种方式,具体说,就是双方可以先划个和平线,让董其武先做好内部工作,另一方面则派个联络处,把铁路接通了,便于人民通邮来往;把贸易搞起来,并逐步统一货币,同时,加强宣传和文化交流,然后,再看董其武觉得什么时候可以起义,就什么时候起义。如此宽松的政策,更给绥远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最好最便利的条件。
    (二)绥远方式的实施
    1.形虽有波。毛泽东主席提出了用“绥远方式”和平解决绥远问题的方针,傅作义在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感激之余,感到的却是更大的压力。这原因,就是因为绥远问题过于复杂。北平一解放,绥远问题如何解决还没有决定,各种不稳的消息就已不断传来,关于傅作义本人的各种谣言也已在绥远不胫而走。傅作义知道,所有这一切,除了绥远本身的社情、民情本来就比较复杂外,与整个华北局势的变化及国民党的加紧破坏是密不可分的。显然,这些问题,都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轻易解决的。
    2.势头向好。全国的形势发展如此迅速,自己对绥远的和平解放又有非常之责任,这就不能不让傅作义感到焦虑不安,时不我待。董其武一不听令,二不听劝,蒋介石下令停发所有经费和一切补给。傅作义说:“体会毛主席留待绥远起义的宽大政策,实行完整的起义,勿使部队分裂,勿使人民遭受损失。”其实,对绥远问题,中共方面也是十分重视的。毛泽东明确提出以“绥远方式”解决绥远问题的方针后,负责此事的贺龙,即在北京饭店宴请了傅作义,共商双方及早派出代表举行正式谈判的问题。贺龙提出,中共方面已确定绥远和平谈判的代表由李井泉、潘纪文担任。傅作义很高兴,也马上指派周北峰、阎又文为绥远方面的代表。
    3.缓中求稳。1949年3月23日,双方代表在北京饭店开始了第一次商谈。商谈在平和、热烈、友好、互信的气氛中进行。经认真商议,双方达成了关于绥远问题的初步协议,主要内容为:划定人民解放军和绥远部队驻地的临时分界线;立即恢复旗下营至归绥一段铁路的通车;立即恢复两地区之间商业贸易的往来;除恢复通电、通邮外,两地区间的人民群众可以自由往来,双方的货币可以互相通用兑换;两地开展文化交流;原绥远省的军队和政府均保持现状,维持社会安定,通过宣传教育,促进社会进步,从而达到起义,达到和平统一。协议中还确定由中共华北局指派联络办事处进驻归绥,以协同绥方执行协议的各项条款及协调过渡时期的有关事宜。不久,贺龙、李井泉离开北平去了前线,中央确定,绥远问题改由聂荣臻和华北局书记薄一波负责。华北局决定改派张友渔与李哲仁二人与潘纪文一起为谈判代表。傅作义也相应增加王克俊为谈判代表。
    4.稳中求进。绥远问题,开始在桌面上是进展得比较快也比较顺利的。草案达成后,4月下旬,傅作义即派原第一○四军军长安春山(原傅的随从参谋)和原总司令办公室副主任刘庸笙(安春山的随身参谋),携双方拟定的和平协议草案和双方驻地的临时分界图,秘密去绥远请董其武审阅,并征求意见。4月21日,人民解放军已渡过长江,23日,南京已经解放。蒋介石“下野”后,由李宗仁为“代总统”的南京国民党政府,不得不慌慌张张地迁往广州。董其武如果真的与虎谋皮而去,个人的安危没有保证不说,绥远马上就会陷于群龙无首的局面,反共恶势力马上就会乘机而起,绥远和平运动马上就会夭折,则是明摆的。为渡难关,董其武号召军政各界节衣缩食。经费短缺,军政官员和士兵、工勤人员等,每月就只发放5元和2块现洋的生活费坚持。天热了还穿不上夏装,大家就改冬装为夏装,从棉衣中取下棉花将就。在董其武的努力下,绥远军民坚持下来了,广州“小朝廷”的阴谋没有得逞。
    5.进中达成。董其武感到欣慰的是,真像及时雨一样,就在这样的艰难时刻,解决绥远问题的协议草案送到了。董其武自己先认真研究了协议条款,然后,召集各军政要员和地方代表人物传达、讨论。他知道,虽然协议写了,条件也很宽松,但反共顽固分子还是会阻挠,要破坏的。在没有完全统一思想的情况下,贸然提出接受协议或和平起义,反会偾事。因此,他把他们召集起来,明确宣布主旨是“讨论”。讨论中,对协议草案,大部分人是表示赞成的。对董其武传达的中共毛泽东主席的讲话和傅作义的嘱咐,也大都表示感激和接受。但是,掌有实权的最重要的几个人中,孙兰峰不表态,刘万春和鄂友三、乔汉魁则坚决反对,与人争论中还怒气冲冲地几乎动武。董其武处变不惊,冷静地说:“有不同看法是正常的,大家有什么要求也可以提出来。但是,仗是肯定不能再打下去了!不但广大军民不会答应,绥远的条件也已不允许再打仗了。和平的道路,人民的道路,是绥远的唯一道路。对接受‘绥远方式’来解决绥远问题,我是决不动摇的!”
    三、绥远和平解放是“绥远方式”胜利的硕果   
    “绥远方式”的顺利实施,使绥远省兵不血刃和平解放 , 这是我党继北平解放之后,在华北地区取得的又一次军事胜利。这不仅使蒋介石国民党政权失掉了整个华北, 加速了其灭亡的进程,而且又一次使尚未放下武器继续与人民为敌的国民党军政要员看到,国民党大势已去,穷途末路,接受和平改编是唯一的出路, 是唯一的光明前途。
    1.“绥远方式”的提出和实施,是绥远和平解放的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充分体现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魅力。那时,归绥市虽没被人民解放军包围,但董其武已经没有退路。东靠,集宁、张家口、北平已经解放;西窜,宁夏马鸿逵、马步芳部队已被彭德怀、贺龙部队围困;往南,山西太原已被徐向前部队占领;向北,是中蒙边境。董其武已经是困守孤城。就因为董其武与傅作义的特殊关系,所以北平解放后,董其武就在归绥等待傅作义的命令。最终董追随傅,顺应战局态势和人民意愿,通电起义,为党和人民办了一件大好事。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在绥远的和平解放的问题上,得到了充分运用。绥远的和平解放使 10 万归绥市民、120 万绥远人民免遭涂炭, 财产免遭破坏,9 万。余国民党官兵获得新生。“绥远方式”的顺利实施后,中共中央又为绥远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对起义人员采取“一包袱包起来”的方针,耐心教育改造。经过近两年时间,终于使部队实现了解放军化,绥远地区实现了解放区化。统一战线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建国后,傅作义当上了水利部长,董其武被任命为 69 军军长,抗美援朝时又是 23 集团军司令员,以后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党运用统一战线的武器,团结了大多数,分化、瓦解了敌人营垒,以最小的代价取得了最大的胜利。
    2.“绥远方式”的提出和实施, 是平津战役结出的硕果,为云南、西康、新疆等接受和平解放提供借鉴。 新保安、张家口、天津、塘沽解放后,人民解放军云集北平周围。为了使北平这座举世闻名的古都免遭破坏,平津前线司令部在围城后,向傅作义集团提出和平解放北平的通牒。1949年1 月 21 日,傅作义接受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双方代表在《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上签字。1 月 22 日,傅作义公布这个《协议》的文告。从这天起,北平城区国民党军陆续开出城外,听候改编。1 月 31 日,解放军举行入城式,平津战役胜利结束。
它丰富和发展了我党军事工作中分化瓦解敌军,对敌军进行政治工作,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思想。同时 “绥远方式”的实施,对今后如何解决剩余的国民党军队便有了天津、北平、绥远这三种方式。特别是在绥远方式的影响下,以后又有了云南、西康、新疆等接受和平解放的事例。这是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在解放战争中的伟大胜利。
    3.“绥远方式”的提出和实施,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和平解放”是以强大的武力作后盾的,是以我们的优势胜利为前提条件的。从背景上来看,当时两大政治势力之间的对弈,实际上已经到高潮部分,各个地方因意识形态而产生的矛盾已然十分尖锐,既要把握战事的基本走向,也要从军事的纵向横向实力出发,才能审时度势,果断决断。事实上,“和平解放”也往往是在我军武力的强大威慑下发生的。“绥远方式”的顺利提出时,三大战役已经结束,国民党主力已被全歼,剩余的国民党军队已分崩离析,如鸟兽散,蒋介石政权已是强弩之末,必垮无疑,所以顺应历史潮流,弃暗投明,站到人民一边,是形势所迫,也是唯一明智的选择。
    绥远起义后,中央遵循事先的承诺,没有实行军管,而是建立了以傅作义将军任主席的绥远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傅方9人,中共方面7人。同时,双方军区和双方省政府合并,成立新的以傅作义为司令员、薄一波为政委(兼)的绥远军区,新的以董其武为主席,中共的杨植霖为副主席的省政府。新的军区和省政府都在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下工作。“绥远方式”的顺利提出和实施,避免了战火的摧残,发挥了共产党的优势,得到了人民的拥护,团结民众,改革旧制,为建设人民心中的新绥远提供了保障。
铭记历史,展望未来,同舟共济再出发,肝胆相照谱华章。“绥远方式”的提出和实施以及绥远的和平解放,不仅有益于绥远地区的广大人民有益于傅作义和董其武所率领的广大官兵,也有益于全国解放的进程。“绥远方式”的提出和实施,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新形势新任务新征程,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昭示中华民族更光明更广阔的前景。让我们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振奋中国精神,汇聚中国力量,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续写各项事业发展新荣光,铸就全面小康社会新辉煌!

    参考文献 :
    1.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办公室编:《绥远和平解放》,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5月,第1版。
    2.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平津战役亲历记》编审组:《平津战役亲历记(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1月,第1版。
    3.张新吾:《傅作义传》,团结出版社,2005年7月,第1版。
    4.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傅作义生平》,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6月,第1版。
    5.董其武:《戎马春秋》,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8月,第1版。
    6.王桧林:《中国现代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第3版。
    7.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绥远“九•一九”和平起义档案史料选编》,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1版。
    8.钱占元:《“绥远方式”的成功实现——纪念绥远和平解放54周年》,《内蒙古宣传》,2003年Z1期。
    9.张新吾:《以“绥远方式”解决绥远问题中的董其武与傅作义》,《炎黄春秋》,1999年第3期。
    10.张永华、刘晓峰、刘卫东:《傅作义将军与绥远“九•一九”起义—纪念绥远“九•一九”起义50周年》,《内蒙古统战理论研究》,1999年第5期。
    11.袁尘影:《听了周小舟一席话……》,《党史文汇》,1994年第9期。
    12.李竭忠:《我所亲历的绥远起义》,《纵横》,2000年第11期。
    13.王晓惠:《“绥远方式”和“九•一九”起义——纪念“九•一九”起义50周年》,《前沿》,1999年第8期。
    14.张玉宪:《傅作义与绥远起义》,《浙江档案》,1995年4期。
    15.《和平之路绥远方式》,《内蒙古日报(汉)》,2001-6-28。
    16.裴周玉:《“绥远方式”的伟大胜利》,《内蒙古日报(汉)》,2007-9-19。


Copyright @2012 All rights reserved 克什克腾旗委宣传部主办 版权所 有
技术支持:赤峰市峰之泰商贸有限公司 电话:0476-5881999